黨章賦予紀委監督執紀問責職責，憲法、監察法賦予監委監督調查處置職責，無論紀委監委，監督職責都處于基礎性地位。監督不是“請客吃飯”，愿不愿監督、敢不敢監督、會不會監督，體現黨性和擔當，檢驗能力和水平。針對當前監督中存在的這樣那樣錯誤或者模糊認識，本刊組織了四篇言論，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辨析，以期對讀者有所啟發。

“非議”監督的雜音當休矣

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紀律監督、監察監督、巡視監督、派駐監督齊發力，黨內監督之網越織越密越有力，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但也有黨員干部對監督認識理解不到位，值得警惕。

一些黨員干部對處處受監督感覺不舒服、不自在，頗有微詞。有的認為，監督影響業務工作，給被監督單位和干部增加麻煩、引起反感，有“惹事”“干擾”之嫌；有的認為，監督干的是虛活、無用功，精力都用在關注干部雞毛蒜皮、細枝末節的小事；有的暗自竊喜，認為黨中央反復強調監督，意味著懲治腐敗的一手有所放松。這些噪音、雜音暴露出這些黨員干部思想還“跟不上趟”，行動有“溫差”，于己不利、暗藏風險禍患，于全面從嚴治黨大局，更是一種須引以重視的不良傾向。

少數紀檢監察干部在開展監督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承受壓力，也有畏難情緒。有的認為，監督是“地平線下的管廊工程”，不如辦案立竿見影；有的為難，監督對象面廣人多，情況繁雜，如何全覆蓋、發現“早”和“小”問題辦法不多，覺得監督工作難做、不想做；有的疑慮，監督可能會讓一些嚴重違紀違法者警覺起來，甚至采取反制措施，讓審查調查變得更加困難，等等。這些認識上的誤區容易消弭紀檢監察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對監督工作的消極影響不容小覷，亟待澄清和引導。

沒有監督的權力是可怕的，不受監督的干部是危險的。從查處的腐敗案件看，權力不論大小，只要不受制約和監督，都可能被濫用。腐敗分子從“好干部”淪為“階下囚”，并不是一朝“變壞”，而是從小錯變大錯、從量變到質變的梯度演進軌跡。正是自我不警醒、管理不嚴格、監督不嚴密，使他們一錯再錯、走上邪路，最終輸掉了人生。這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我們黨的重大損失，沉重代價一再證明監督的極端重要性。

潛意識里，人總是渴望不受限制、無拘無束。但事實上，畏法度者最快活，守規矩者最自由。馬克思、恩格斯說過，一切公職人員必須“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這樣“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員干部自覺主動接受監督，保持在軌運行，等于給自己上了幾道“安全閥”。保持這樣的清醒認識，就能體會到監督越有力度，組織的關懷越有溫度。

監督工作成效短期內往往“看不見、摸不著”，導致有的同志認為不如抓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民生工作有“成就感”，這反映了一些干部急功近利、短視膚淺的不當政績觀。須知，監督工作的重點對象是起“決定因素”的干部，經濟社會發展、民生工作關鍵取決于“干字當頭”的干部，離開這個主體，工作就難以開展。監督工作就是要讓這些承擔重要職責的“人”，成為“筋骨強健”的人，而不是“病懨懨”的人。相比一般工作，監督工作更具有全局性、基礎性、艱巨性，把這些打基礎、利長遠、涉全局的難事大事抓實抓好，經濟社會發展和服務民生等工作才有堅強保障。還有一些干部認為監督工作“意義不大”，其實并不是監督本身沒有價值，恰恰是因為少數人無所作為，沒有把工作做在實處、抓在真處，導致監督形同虛設、成為擺設。相反，一些單位突出問題導向，拓寬監督路徑，整合監督力量，全方位、多層次發現問題、綜合施治，堅持落細落小落實，把監督的軟要求變成硬任務，讓黨員干部感到監督大有可為。

監督是紀檢監察機關的首要職責、第一職責、基本職責。履行黨章黨規和憲法法律賦予的權力，既是職責使然，也是義務所在，不是“惹事”“找麻煩”，而是恪盡職守的應有擔當。另一方面，監督工作的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其著眼于“防”、立足于“救”，著力于“管”、輔之以“懲”，是組織對黨員干部政治生命和人生幸福的最大保護。對干部開展常態化、近距離、可視化的監督，既讓干部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又體現嚴管厚愛、激勵約束。這樣的監督堪比一股“清流活水”，督促干部始終潔身自好、干凈干事。

不愿、不敢、不會監督頑疾尤須根治

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央紀委鮮明提出，監督是基本職責、第一職責，要求紀委監委定位向監督聚焦，責任向監督壓實，力量向監督傾斜。然而從實際情況看，監督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是弱項和短板，不愿監督、不敢監督、不會監督這三種病癥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有的認為“監督無用”，不愿監督。一些黨組織和紀委監委“以辦大案要案論英雄”的觀念尚未轉變，甚至根本就不想轉變。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監督是虛活，做的是無用功，寧愿整天圍著案件線索轉，主要精力根本沒有放在強化監督上，還振振有詞稱“案子都辦不過來，哪有精力搞什么監督。”一些紀檢監察干部“一語道破”，“案件數量年底要交交賬比一比，監督做多做少、效果在哪兒，沒有比較。”不難看出，不愿監督根源于主觀上不擔當、不負責、不作為，本身就是全面從嚴治黨背景下亟待大力糾治的問題。

有的認為“監督惹事”，不敢監督。一些黨組織和紀委監委錯誤地認為，監督就是惹事、找茬兒，容易得罪人。有的陷入人情泥淖，認為日后還要與監督對象“低頭不見抬頭見”，實在抹不開面子、拉不下臉來，這點越往基層表現越明顯。有的愛惜羽毛和所謂“仕途”，心里整天扒拉自己的“小九九”，認為監督搞得多，得罪人也就多，民主測評時吃虧的還是自己，如若遭到打擊報復更是“啞巴吃黃連”。不敢監督者，倒起苦水來貌似頭頭是道，但從根本上說，是“公”與“私”界限不清，沒有清醒認識到監督是組織賦予的責任、交辦的任務，絕非可以計算個人盈虧得失的“生意”。

有的認為“監督太難”，不會監督。一些黨組織和紀委監委倒是經常把強化監督掛在嘴上，但對監督職責定位和邊界把握不準，存在監督缺位、監督越位、監督發散問題。有的搞監督沒有形成合力，各吹各的號，各拉各的調，既導致資源內耗，也讓基層單位疲于應付。有的搞監督因循守舊、不思創新，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開展監督表面上陣仗很大，實際上“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根本發現不了問題。比起不愿監督、不敢監督，不會監督似乎更容易被理解和寬容，但實際上危害也相當之大。不會監督的人去搞監督，很容易使監督淪為“紙老虎”，折損監督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人們常常聽到，落馬貪官懺悔時都會拽上一條“組織不管不問”的理由，這雖然有很大的“甩鍋”成分，但確也讓監督者心頭一沉；在分析違紀違法案件成因時，因為監督乏力而被詬病“放水養魚”，更讓組織痛心不已。不愿監督、不敢監督、不會監督，這“三不”就像是長在監督身上的三顆毒瘤，嚴重影響監督效能，必須多管齊下，真正讓監督硬起來強起來，做到良醫治未病、防患于未然，不搞不教而誅。各級黨組織和紀委監委必須深刻理解強化監督是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深入帶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部署和舉措，自覺樹立“辦大案要案是成績，把監督搞好是更大的成績”的理念，主動把監督擺上重要位置；必須層層壓實責任，強化敢于監督的擔當精神，不斷健全完善監督制度和考評體系，讓監督工作成為強杠杠、硬指標，對疏于監督或監督不力的嚴肅問責；必須練就過硬本領，在用好用足現有監督手段的同時，積極探索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為監督安上“探照燈”，搭建起公權力運行的“玻璃房”。

反腐敗從治標為主向標本兼治轉變也好，鞏固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奪取壓倒性勝利也好，強化監督都是一條繞不開的必由之路。根治“不愿監督、不敢監督、不會監督”的病癥，讓監督強起來，我們黨才能在不斷自我凈化中永葆先進、永遠純潔。

“精準”二字需充分體現

紀委監委履行好監督第一職責，關鍵在于把握“精準”二字，精準定位、精準聚焦、精準發現、精準處置，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充分發揮應有作用。

紀檢監察機關做到精準監督，既是認識論的范疇，需要把定位搞精準；又是實踐論的過程，需要把精準理念體現到監督工作的方方面面。

監督定位要精準，堅守政治監督，防止越俎代庖。紀檢監察機關是政治機關，這就決定了其開展的監督是政治監督，而不是業務監督。但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黨委沒能認識到紀委監委監督的政治性特點，不加區分地把所有監督工作一股腦推給紀委監委，放棄了本該自己承擔的監督責任。也有一些紀委監委對政治監督理解不準，“胡子眉毛一把抓”，“監督變牽頭、牽頭變主抓、主抓變負責”，出現了“三轉”回頭轉等問題。扭轉這一局面，紀檢監察機關必須牢牢站穩政治監督定位，聚焦“兩個維護”，增強政治警覺性，把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在首位；推進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三轉”，進行監督的再監督，不能把監督虛化、泛化，更不能大包大攬、越界代替，沖到一線代替業務監督。

監督對象要精準，聚焦“關鍵少數”，防止失去“準星”。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堅持抓“關鍵少數”和管“絕大多數”相統一。紀檢監察機關在兼顧全面的同時，還要緊緊抓住主要矛盾，處理好監督“全覆蓋”與抓住“關鍵少數”的關系。領導干部是黨的執政骨干，只有管住“關鍵少數”，全面從嚴治黨才有震懾力和說服力。值得注意的是，少數紀委監委無限制地把不應屬于監察對象的人員也納入監察范圍，將普通教師、醫生也列為監察對象，甚至連普通群眾的事也要“伸手”。這實際上是借監察全覆蓋忽視監督“關鍵少數”，使得監督重點發散、靶向偏離；還有少數紀檢監察干部認為監督領導干部難度大，想“巧妙”地將監督重點轉移到普通干部和基層公職人員身上，往往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沒管住，引起群眾不滿。有鑒于此，紀檢監察機關必須精準研判監督全覆蓋的內涵和外延，嚴防無限擴大監督范圍，把握好輕重主次，重點做好對“關鍵少數”，特別是各級一把手的監督，推動形成“頭雁效應”。

監督內容要精準，緊盯關鍵領域、薄弱環節，防止“大水漫灌”。在明確了監督誰以后，還要解決監督什么的問題。監督全覆蓋不意味著事無巨細、面面俱到，而要看準、管好、扭住“關鍵”。黨章黨規和憲法法律明確規定了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內容，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明確了當前的監督重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還在聚焦監督內容上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如要求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強化監督執紀問責，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部署安排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組織開展中央脫貧攻堅專項巡視工作等。這為確保監督職責到位不越位、精準不泛化，明確了方向、劃出了重點。紀檢監察機關應結合實際，集中發力、攻堅克難，以提升監督效能。

監督責任劃分要精準，防止苦樂不均、力量分散。紀檢監察機關履行監督職責，要把握運用“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科學方法，才能解決怎么監督的問題。一些基層紀檢監察機關不敢、不愿、不會監督，存在嚴重“等、靠、要”思想，凡事都指望上級出個“細則”、“具體規定”進行指導，總寄希望于上級開展巡視巡察幫助其發現問題。還有些地方，在監督責任逐級下沉之后就杳無音信，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形同虛設，上級紀委監委只好“出手”，代替下級進行監督，久而久之，“忙的忙死閑的閑死”，下級更覺得監督“事不關己”。改變這一狀況，必須不斷強化監督意識，層層壓實監督責任，確保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層層負責，上下聯動、形成合力。

“監督不適癥”亟待擺脫

許多領導干部在就任新職、述職述廉時，都會表態“希望大家對我進行嚴格監督”。這當中，有不少人言行一致，真心愿意接受監督，但也有一些人言不由衷，口頭歡迎而內心反感，表面接受暗地里規避。這是典型的“監督不適癥”，亟需擺脫摒棄。

《史記》有云，“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說的是人從水中能看到自己的形象，觀察人民就能知道治理得好不好，這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中華傳統文化對監督的認知。我們黨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在監督上更應“視水見形，視民知不”，更具“讓人民來監督”、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寬廣胸懷，和“在人民監督下工作”的政治自覺。每名黨員做得怎么樣，人民群眾、社會團體、民主黨派，都有權監督、有權批評。唯有如此，黨才能永葆先進性、純潔性和生機活力。

做黨員干部，就必須付出更多辛勞、接受更嚴格的約束。按黨章黨規黨紀辦，按黨確定的干部標準辦，按黨的紀律辦，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和覺悟，就不具備進入干部隊伍的資格。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想接受監督的人，不能自覺接受監督的人，覺得接受黨和人民監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備當領導干部的起碼素質”。如果黨員干部認為監督是苛責，那就應當檢討初心是否尚在，黨性觀念是否依舊，法紀意識是否仍存。

當前，越來越多的黨員干部習慣于在受監督的環境下工作和生活，但仍有一部分人對監督非常敏感乃至反感，甚至千方百計逃避監督、抵制監督。這里面不執行請示報告制度者有之，如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組織部原部長胡福綿“長期隱匿行蹤，脫離組織”；不執行民主集中制者有之，如吉林省白城師范學院原黨委書記任鳳春大事小情“一把抓”、決策拍板“一言堂”、財政花錢“一支筆”、選人用人“一句話”，儼然成了學校一霸；有些干部甚至干擾監督，如鄭州鐵路局得知中央巡視組要來，為掩蓋嚴重揮霍浪費行為，將大賬目化整為零，銷毀工作筆記本，還找相關業務部門編造吃飯經歷。凡此種種，花樣百出，無非是為了擺脫監督的“束縛”，企圖自由自在、為所欲為，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企圖遠離監督，放任違規違紀行為滋長蔓延，不過是作繭自縛，越想掙脫越被綁得緊實，最終徹底失去自由。

有人犯嘀咕，處處受監督，組織就如此不信任自己的干部嗎？這是很大的謬誤。信任不能代替監督，越是關愛，越要嚴管。唐詩宋詞平仄韻腳限制嚴格，大批膾炙人口的詩作反而在框架之下大放異彩；黨紀國法字句鏗鏘高壓帶電，無數干事創業的先鋒依然在平凡崗位奮發有為。嚴格的監督為黨員干部的言行舉止劃上“條條框框”，這絕非“找茬”“添堵”，而是要讓大家知止敬畏，在安全區域盡情施展抱負。

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監督只會越來越嚴、越來越細。那些患有“監督不適癥”的黨員干部，及早“脫敏”，才是讓自己舒服自在的良方。

（轉自《中國紀檢監察》雜志）

責任編輯：王世洋